一、西学东渐后中医在国内的争执和现状
中医、西医，理念谁先进、谁落后？到底谁科学、谁不科学？此诚如俗话所说：“屁股决定脑袋”，人们认识，截然相反，看来目前还真是难以统一。
如所周知：建国前，以余岩为代表的一帮子人，崇洋媚外，诋毁国粹，为取谛中医，不遗余力，假行政权力，攻排逼迫，将有关活动搞得风起云湧，激起全国性风潮，影响十分恶劣，余毒迄未肃清。建国后，毛泽东高瞻远矚、一锤定音，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年4月，“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宪法，从此确定了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大政和方针。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被西方文化侵略洗脑者，对此一直阳奉阴违，上下其手，反反复复，煽风点火，或明或暗，不断抹黑、使绊，设限、刁难、鄙视中医，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似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这种干扰，成了我国近代中医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西医的主因。
但使人感到最难理解的是：我国的文化、科技、知识界人士、特別是西医，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医学情况多多少少是有一定了解的，我们放眼世界看：现在美国吸取“排异”教训，把中医从“非法”提升到了与西医并起并坐的地位，已确认中医是一个“有系统理论的整体医学体系”，这是一个中医在美国有可能会快速兴起的信号；日本在为中医平反后，已重视到连西医执业也必须考试中医合格了，他们基于自己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很快这势头，自视己长，扬言说要超过中国了；韩国人开办的中医学院之多，已居世界各国之最；墨西哥已经成为“另类疗法的天堂”，另类疗法就是替代性治疗，包括中医、针灸、草药以及许许多多的自然疗法；澳大利亚对中、西医一视同仁，也已允许了中医的诊药费与西医的诊药费一样可以报销；英、法等西欧国家也有人纷纷发出了一些称中医为“有科学根据的替代医疗”之类的声音；
特别是针灸，已为世卫组织所公认……总之，国外许多医界专业人士和科技界名人、学者，都已经常在说中医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独立科学体系，这一现状，是印证钱学森的预言：“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即将到来的先兆。可正是中医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这种形势下，国内有人竟又一次挑事、掀起浊浪，说中医是伪科学、在网上呼吁联名签字，要立法取谛中医。带头的人中，竟有中科院院士和已经做了几十年中医的教授！卫生部长陈竺讲了“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一个叫王澄的人居然马上跳出来大喊，说他代表万医疗工作者要陈竺下台。我们的卫生部，到底怎么拉？！中医的职称晋升，到底怎么回事？！
但“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好，“黑云圧城城欲摧”也好，赖共产党有卓识、予支持，“泥鳅翻不起大浪”，而且还正应了“物极必反”这老话，终于促使政府用行动作反击，正式为中医药学立了法。这对处困厄不坠其志，历经坎坷、磨难而矢志不渝，热爱自己专业，愿为之奋斗毕其生的每一个中医来说，至少在精神上是又一次巨大的鼓舞！盛世盛事，暮年逢之，心花绽放，不胜雀跃，弹冠相庆，够喝一壶子！想来今后可以不复再作“华佗无奈小虫何”之叹了。
但转而一想，不可空欢喜，对“束于教而不可以语道”的一曲之士来说，用立法震慑其不断明着来的闹腾，虽说肯定可起呵止之效。然于去彼障蔽了心窍之茅塞、促使明悟，恐仍难以起作用。如果卫生行政机构今后仍是王澄这样的人在办事，中医药大学竟让张功耀这样的人去教学，要灭掉中医，明着来不行了，暗中好使的软刀子多着呢。如中医晋升，先是说要考英语，通过自学，我考及格了；又说要积学分，叫我去学世贸组织规则，我也去了；后又说要会电脑，我视力不行看不清，但也去学了；又说要有3篇论文，这我在90年代前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已00多篇了……但结果真如人所说：“凭你能过道道关，没有关系总不行”，果然，晋升副高条件具备了时名额有限，轮不到你，条件不具备的到报上去了，批不准，第二年再报，就这样，我一直拖到名额放开后才轮到、才批下；后到快退休前，可报正高了，绍兴市卫生局发了个文，说学徒出身的中医没学历不能升正高，就这么一个土政策，我最终还是以副高职称封了顶。庆生逢盛世，衣食无忧，知去日已多，来日日少，现安渡晚年，享共产党的福了、知足了，今日还提这些往事，确非心中还不平，实是感到，后之来者，若学中医，荆棘挡路，前景悬着呢！前不久有人慕我虚名，辞了已在杭州的工作，说要想跟我来学，我也愿把近60年的临床经验和自觉独有的理念传给后来人，期望不枉己之所学，心想或许能藉此回报社会。
所谓“人卑并不妨忧国，伏枥老骥仍有愿”，所以晚年仍时时努力自我调节，想使专业技能与振兴中华相同步，或许这样再作点菲薄的贡献，能体现自己不虚此生的人生价值。当时，还因此生感，写了首颜曰“我的梦”的小诗：“医苑勤耕耘，挥笔生寒风。吹得百鸟醒，蝙蝠进山洞。盼扫阴霾尽，人寿如柏松。清溪有榜样，不拒人师众。”说到师从，真令人不胜感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与岳美中先生信函往返较多，我说想跟他学，岳老也答应，但后来他说现在不同以前，这不是两个人的事了，不久中医研究生班招考事定下后，岳老马上来信嘱我抓紧复习、到时候去考，期待朝夕相伴。
但我少不晓事，考时兴奋，因题生感，抒发己见，竟把考试当做了一次与岳老的对话而畅谈，致答题跑题，愿望落空，后悔莫及，岳老于是赠诗鼓励：中有“莫叹名落孙山外，猛进宜乘两鬓青”之句（后又惠赐《岳美中医案》）。岳老虽曾蒙周总理保护，但从他当时家中雇了个保姆后，生活有困难，便来信问我有无多余粮票（当时全国粮票紧俏，我只调到了11斤寄去）及有时身体不好，病中写信是口述，由其儿代笔这些情况来看，生活也很窘困，我无缘亲炙，又不能尽力给予些微之助，至今心中歉仄。北京上海，岳、姜两老，都是中医泰斗，岳老晚年竟不及我辈之有福，思之黯然。因有此经历，所以在参加中医工作座谈会时，我曾提过两个意见：一是中医人才培养，进学校读书与以师带徒，要两条腿走路。二是中医科研，现代科学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要两条腿走路。
但小范围之说，似连投石于水之效都没有。后一意见在拙作《老寿星彭祖长寿秘诀·后记》中我也说了，后在《中国中医药报·岐黄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重视传统研究方法积极开展中医科研”，总算稍扩大了些影响，我说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学校招生可照自己的办法考试；但老中医带徒，只要一个愿带一个愿学就可，不要带徒、科研、办医院都要照西方的那一套搞。现在中医收徒虽不走考试录取办班这条路了，可本人还要做体检，如果老师身体不好不能带徒，不知老师身体不好是否也不能允许再在学校上课？
我出身寒贫，虽年学徒出师后考得了中医士文凭，因遇“文革”，经费之事，一律冻结，于是0多元一月工资一直拖到70年代初才按国家规定转正为30.5元。老婆是民办教师，虽当时县政府有规定，每月平均工资不能低于0元，但大队支部书记说这规定是资产阶级法权，结果教了一年书，成了倒挂户，又屡生病，无奈向单位借了15元，借后一直还不出，院长叫我写报告申请减免，送到东关区卫生院批，结果批不准，这样的窘境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不久有幸参加了中医招贤考，被录取，遇上连续调整工资，条件有了改善。
但到90年代，版面、书号进入市场化，登文章要交审稿费、版面费，出书要买书号、或包销或赞助，这时添了小孩，条件不允许，思想也不通，从此放下了笔，一心搞临床、潜心做学问。因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心如死灰了，不想再出文章再写书，后在搬家时，就连已经初步写成了的《老子养生注》、《琐琐医话》、《续质疑录》等手稿，也同旧书一并作废纸卖掉了。《庄子养生注》是漏网之鱼，不意后来有缘，承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支持，改名《庄子养生解密》出版了，而这事竟像是重又开了个口子，接下去竟连着在该社又出版了三本《老医说医》和《家庭食养宝典·老人篇》和《妇女篇》。《肾病中医保健》重版和《温病求真》重印如果也算上，短短几年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给我共出了85万4千字的书，成就了我著作出版的丰收期，我得陇望蜀，虽知自己志大才疏，但心想，说不定“天道酬勤缘再来，青天白日梦又圆”，觉得即使出套三四百万字的选集或全集没机会，就是把新发现的《神秘医学笔记故事思辨录》等一些残稿，重新做些整理，改写成《续论衡》或取名《老医说医·续集》，能在生前再出版一二本七八十万字的书，也不错。如无缘，就留给从学者王坚栋传给后人也无妨。但觉得精力毕竟不复如前了，自知这事工作量不小，所以想收徒、想找帮手，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原因，不意收徒手续繁，东公证罢西盖印，医院刚做过的体检单还不能作算，须得到指定单位体检才可以。
而且收徒人数限定只能收两个，无奈将已办过了公证手续的其中一个再辞掉（没能力帮我整理文献也是辞退之一因），此外，据说本来还有退休二年后的人要再参加培训、学习、考试过关的规定，幸亏我正好遇上了一个对中医工作十分重视的计卫局龚局长，盖章办事，都还算顺利，否则，因为关卡多，若有一处卡住了，还真办不成。近来的有识之士虽在作这样的呼吁:“切实重视传统中医，扭转学历至上的误区，给民间中医更宽松的政策，让他们培养更多的学生，使中医药瑰宝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可我仍在观望:这样的呼声能否引起应有的重视。我觉得“法能制行难正心”，如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医，恐怕仍很成问题，中医看病范围之规定也很令人惶惑，但不管怎么说，比以前“65岁以上的中医不能再看病”的政策出来时毕竟好多了。
上述小事无非信手走笔，顺便一提罢了，主要还是发现来我处学徒的海波，毕业于中药专业，他现在的自学教材中有一本《中药化学》，据说今后的学历考试要过这道关，否则影响今后职称的晋升，我医院校教材很有问题，尤其是《温病学》，宗叶吴之学以诲人，有奉糟粕作家珍之大弊，似乎误人子弟，追忆何绍奇兄，他与我曾颇有同感，他从欧洲回来后曾在年10月5日给我来信说:“我的同学朱邦贤（上海中医杂志）拟对建国后的中医学囗发起反思，我建议你就温病学教材写一囗，挑起战火，你以为如何?我拟就整个教材提出批评，问题确实很多。”11月7日来信中又说，“（朱）受命为副主编，而王若水又要退休，权柄在握，想干一番事业，我们支持他就是了。”
绍奇兄在北京主政中医研究生班时兼任湘南九嶷山学院教导主任，他来信说遥控指挥很不便，要我去那里任教帮帮他，我说可先去试试，于是在5年9月，学院发来了医学系兼职教授聘书，此后我曾应邀去湖南讲学18天，讲时按不尚空谈、联系实际的认识，凭藉经验和理念，时时对教材谈些不同的认识，吸引了听众，获得了好评，后因影响所及，《光明中医》来函，将第一课所讲“辩证方法、内容、要点谈”一文要去，发表在7年第期上，由此我也暸解了在校学生对教材中不切实际内容亦有亟待指迷的要求。
但因自己不会讲普通话，多写少讲毕竟是一时应急之法，日常交流，十分不便；听说该院为毛泽东秘书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私立学院，感到民办不同公办，教授无非教师；加上家属要后调、未能同调等原因，考虑再三，最后有负绍奇兄垂青厚意而不去。但从此更坚定了我培养中医后来者必须两条腿走路和教材必须大作修改的看法。但想不到现在的中医教材竟还有这种讲“乌龟壳”的内容。怪不得李今庸先生喟然而叹:“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三十多年教育苦，培养自己掘墓人。”（李今庸先生为我鱼雁之交，他对拙作青眼视优，多加揄扬,厚意至今铭记)潘德孚抨击得更是辛辣:“中医学院写的是一部埋葬中医的历史。”我们若对此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如今后中医药大学再加紧用这种现代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医药（这事说白了就是用西医方法来改造中医），即有人能继葛洪再续写“新畅玄”来说事，恐也只能把人弄得更糊涂。（可惜绍奇兄给我来信后不久即英年早逝，他说拟对教材挑起战火这事也就没有了下文，这真是中医事业之损失。
在长沙参加学术会议时，我也曾去找过令人敬重的“中医司令”吕炳奎，想向他汇报我对中医教材、中医科研、培育来者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但到了他房间门口一看，刘炳凡先生正在同他谈话，旁边许多人（干祖望教授等名医）都候着，又突然想到自己不会讲普通话，有机会了，恐也徒致打扰，故没凑上去。后因人民卫生出版社白永波主任找陈天祥、我和董汉良谈叫我们写绍兴医家医籍的书等事，结果放弃了这次“下情上达”的好机会。“长沙有幸会，卑怯未敢谈。错失进言机，遂成终生憾。”这一小诗，即闻吕老仙逝时而写。）近悉“江南奇人秦兆虎是中医学院毕业，但他一再告诫他的学生，不要上中医学院，因为那里不可能培养出好医生。”可见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中医采取的本是宏观的整体动态观察，西医采取的乃是微观的解剖静止研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把中西方这二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早已说得很明白，如中医药大学继续这样教学，这不是在把中医往相反的路上引吗？中西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法，可以提并存，但朝南朝北两个方向的步法是不可结合进行的。（中医战略家贾谦教授说：“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又说：“要想真正发展中医药事业，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首先就要向这种盲目的、虚伪的、欺骗的中西医结合开刀！此刀不下，中医药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周天元也说：“中西医根本不可能结合。”这些话与继续提倡“国家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孰是孰非？历史会回答）。
振兴中医如这样搞，基因图谱、暗物质研究之类的这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新东西，今后不也都可揽入中医教材吗？这事吊诡，故置不谈，我只想指出：振兴中医是振兴中华之亮点，也是国人之宏愿，共产党历来重视，可建国以来，人口增加，已超翻倍，中医人数，原地踏步，从现状看，现在中医学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后不久，往往没多久就变成了西医，若要问为什么？我们难道还不能从中看出些端倪。培育后来者两条腿走路，一条这样了，看来只能指望以师带徒了。但以师带徒，若晋升仍要这样过五关斩六将，这事怎么办？所以说《中医药法》虽要正式颁布了，要想改变打不倒、站不起的现状，恐怕还没到乐观的时候。所以做中医的，似乎仍要处处小心些:搞针灸的，切莫轻易去治胃痛，因为胃痛是内科病；搞内科的，不要随便去治带下，因为带下是妇科病；搞皮肤科的，切莫去治耳鸣症，因为耳鸣划归五官科；遇到烂脚疮，你要先弄清楚属皮肤科还是属外科，诸此之类，不胜枚举，今后中医看病，一旦越出了你申报批准的范围，你得考虑是否会有随时被罚二万元左右的风险。总之，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纵然每个中医都申报了范围是全科，仍是多注意看看有些人还会不断生出些什么样的幺蛾子来为稳妥。
生活经验的结累，已使我有了这样的看法:人很容易被洗脑，洗脑这事很可怕。如胡适，西医说他的病治不好了、没救了，他不信中医，无非不拂友人之力劝，才吃了中药，结果被陆仲安一治便愈。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还不说中医好，他说的意思同傅斯年差不多：“我不能辜负了我所受的教育。”又如同样的内容、大体相同的方法，用阴阳、五行、藏象等词语来表达，因为这是中医的、时代太早了，所以认定其不科学，是伪科学，必须坚决反对；而用负反馈调节、耦合系统、推导联系、自同态机器等词语来表达，因为这是西方来的、近代的新学说——控制论，就认定是前沿的科学新理论，必须顶礼膜拜，加以推崇。尽管很有可能它是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启发才产生，这就是俗话说的:祖宗朝外拜，有些人就是这么个德性，谁也没办法。
美国医学博士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非科学，而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就不同信仰看崇拜西方者逢中必反的执拗劲，对“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话，我今已不信。我感到:信仰不同的人，思想沟通极困难。所以说，你说理纵然胜于生公了，恐怕也没用。宪法是大法，中医今立法，这又怎么样？不论什么样的事，一旦有逢中必反者参与，好事也能把你办成坏事的。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行之有效，便是科学”这些话，我相信。也正因相信事实必能有益于唤醒那些对祖国医学缺乏真正曢解（或因受药业集团操控等原因）而包藏祸心者之良知，故继在上面已拉杂写下了些因中医药立法引起的一些千缕万丝的感想之后，再撷录下一些有关文，目的一是想让实践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来说明以下准备再说的二点。二是因为我是民主促进会会员，算是以此交一份有关参政议政的参考案。庶人议政，竟斗胆放言如此，不当之处，亟盼教正。
二、目前中国的中医是世界上先进的医学
中医、西医，谁先进、谁落后？谁科学、谁不科学？这只有通过对比，通过在总体上作大的对比，而不是在枝末上作局部的对比，才可得出结论。如上所述，中医已走出国门，出现了传入多个国家、影响不断扩大的态势。国内中医，虽说在近现代因频受打击、排挤，发展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萎缩危象，但诚如俗话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国中医，毕竟历史久远，沉积深厚，所以说，即在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的今天，仍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可同我国比！我们放眼世界看，日本目前确实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中医。就历史来说，彼确也是一个很早就受到汉文化熏陶的国家。我们知道，鉴真东渡后，中医逐渐传入日本，日本确实有过一段十分重视仲景学说的历史，不久前，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竟扬言说：“几年几十年之后，中医学要看我们的了。”
最近，甚至在我国，也出现了“中医在中国生根，在日本开花，在美国结果”的说法，我不知这是说“墙里开花墙外红”？是说历史？是说现状？还是说展望？章太炎研读《伤寒论》时，读了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人的一些书，确有过“我道东矣”之叹，但诚如岳老所说:“东医虽竟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那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经义耐思量。”我同日人曾有过一次接触，感到他们缺乏汉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学水平，说得不客气点，其实二个字：很差。如他们搞的方剂辨证，放到我们的六经、脏腑、四层、三焦、八纲诸辨证方法中较优劣，决非上乘，实属下驷，价值不大，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守株待兔法。基此认识，所以我在赴湖南讲学，讲“辨证方法、内容、要点谈”时，把它略去，未将其纳入于拙文中。
6年6月，我作为特邀代表赴成都参加“中日中青年学术交流会”时还发觉，他们连中医外感学派，仲景之后，一源三歧，至明、清已形成为温热学派、瘟疫学派、绍派伤寒这样的大事都一无所知，始知彼既乏底蕴，又忽视发展，所以说，就算是汤本求真等人真已把《伤寒论》研究了个透，那也无非是达到了我国汉代的水平。殊不知中医学毕竟不是原地踏步，甚至今不如昔，而确是随着时代潮流在发展、在大踏步地向前进。
我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认为经方必须活用，如“喜悲伤欲哭”的脏躁症，仲景用甘麦大枣汤治疗。我认为此方有安慰剂样作用，也有一定的养心作用，但力弱。这类病人，在妇女更年期，时有所见。据自己的经验和理念，认为就人的生长壮老衰规律来说，是肾气自始至终在起主宰作用，而经绝期前后，乃是肾气由盛转衰之转折，这时的体质较亏之人，自调自控能力怯弱，阴阳平衡易于失调，时寒时热，症变多见，故我参考孙思邈“人年四十之后，宜常服补药佳”之说，常养心补肾结合运用，施之临床，感到辨证化裁，处方得当，酌情用药，学张洁古“拆旧屋造新房”，确可提高疗效。又如狐惑病，医院，常挂三个号，看眼科，看五官科，看妇科，各科医生只有专科知识，不识此病，竟都因局部炎症而常用输液（加抗生素、激素）治疗，虽能抑制症状，其实根本无效，徒致药祸。曾有患者经人介绍来我处时，流着泪向我诉说：“眼科医生和五官科医生都已给我开了处方，要去配药挂盐水，还要去看妇科，盐水怎么挂？倒底听谁好？”我一看，告诉病人：“这病叫狐惑（西医称白塞氏征，说是免疫性疾病，但也不确定），你即使挂了西医内科号，即使医生识得此病，他也必然是用‘三素一汤’治，照这样处理，有弊无利，此可肯定。”这病仲景用甘草泻心汤，赤小豆当归散治疗，已提示了施治之大法，但使用不能对号入座，否则就背离了辨证论治之原则。
我尊古不泥，在经方基础上，分前、中、末三期论治，与扶正滋阴药斟酌使用，获效良好，不久即愈，后未复发。类此经历，益增进了我“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活用经方，才是中医正确发展之路”的信念。此案我撰文先刊于《光明中医》，后又收入《医林蜩鸣》中，今在此提及，是要强调：我国中医，在仲景之后，毕竟又历近年，有了长足的进展。当然，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发展很快，我们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想作弄潮儿，应有紧迫感。但相比之下，日人的那种自信，总是令人觉得，似是彼一种好说大话，已经成习的表现。这我在《温病求真.后记》中也谈起过。所以，有人说：“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日本的中医要比中国的好，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也一向持这个观点。当然，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我国一些人为把中医变成西医、使出了种种手段，还在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日本却采取了西医执业必须先考中医基础理论过关这一招，来迫使西医学中医了，就这一现状说，我们对发展趋势应加注重，免使“我道东矣”，竟真的成为事实、成为结果。
总之，就我国现状来说，要振兴中医，虽百废待兴，但毕竟不是已一蹶不振，形象地说：“纵有百虫侵，依然是巨人。”就算说是痼疾欲起、势难速已，但总归仍处正邪争斗之局，我们只要培补正气，正胜邪自却。现形势已趋好转，虽说逢中必反者会在隐蔽战线继续使绊、作梗，但习近平总书记已作出了指示：“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作为中医，职无旁贷，应积极响应，朝这个方向，尽各自菲薄之力）所以我说，中医存亡，即再出危象，也不必怕，有共产党支持，中医绝对不会灭。
国外形势，现亦趋好，据《挽救中医》，出身于英、美两国的奥茵斯坦医学博士认为：中国医药学，无疑是世界医学的“明天”，他坚信中医药原理，将“成为今后世界医药学的指导。他的信念影响了英国和美国千千万万的人。”该书指出：“现行的卫生职能部门是不可能完成中医振兴的重任的，因为这已被历史证明。其执行的卫生路线首先是压制中医的，如医药法规的起草权、行政管理权等等，均表现出了对中医的圧制。就是在社会普遍呼吁中医之际，虽然政府的卫生职能部门发言人振振有词地反对取消中医，但在年1月，政府的卫生职能部门又下达了加强对执业医师执业地的督查，即如果医师不在注册的执业地行医，就视为非法行医……。”
如果《中医药法》中“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动的……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诊所的诊疗范围……不得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这些文字与《挽救中医》中的上述之类的文字连在一起看，恐怕许多中医仍会打寒噤。
该书中“近五十余年，消灭中医的行为由公开走向隐蔽，即从中西医结合为幌子进行消灭中医的勾当，这也欺骗了许多中国人。”“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等诸此之说的是非，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想指出：以上引文，连在一起看，是明摆着的悖论。悖论存在，这是现实，只要正视现实，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走“促进中西医结合”之路，向“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目标迈进，是不会有动辄罚款和吊销执业证书、没收违法所得之类之忧的。如不守法，无视现实，还以为是扁鹊所处的时代，甚至像治癌先驱郑文友那样，竟连“化疗是合法杀人”这样的话都敢说，我们若不吸取他被“捉起来关了30天”的教训，等重蹈覆辙时，就没后悔药可吃了。如果聪明些，反个方向走，洛克菲勒财团的红包，说不定今后像抛绣球似的还突然会抛到你身上呢！但不知到底有多少中医会愿意去这样做。
嵊州麻痘专科三代传人王大文，他治好了皮肤科专家治不好的皮肤病，而且病人化钱也不多，效果虽然好，但超出诊疗、执业范围了，这是明摆着的事。《中医药法》没颁布前发生的事肯定不会再追究，但颁布之后呢？
贾谦称“屡屡要替洋人消灭中医，或告诉洋人从哪些方面消灭中医”的人为汉奸，这话看似愤激，其实一针见血。潘德孚说：“西医以慈善的名义进入我国后，利用科学的名义排挤中医，但它掌握了管理权力，制定不利中医生存的法规。”这话我们怎么看？！
但近日网上有人把《中医药法》说成是埋葬中医之法，这个说法则很不妥当，因为《中医药法》主旨明确，旗帜鲜明，毕竟是为回击一些人联名签字，呼吁要立“取缔中医法”出来的法。当然，确也大有问题，故本文之撰作，企盼能供修改作参考。这或许有利于为起草者洗脱“已成为药业财团操纵之工具”之嫌疑。
我知道：说我国的中医是世界上先进的医学，不能光拿我国的中医和外国的中医比，而应将我国的中医去与世界各国的西医比。但这样一比，使我更加确信：我国中医确是世界上先进的医学。
毫无疑问，医学不是空头理论，必须讲究实用实效、要能解决问题。许多人只知道鲁迅说过一句愤激的话：“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一问题拟另文专谈），殊不知鲁迅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行之有效，即是科学。”就此而言，我说：医学如果只是查病寻病、查出问题后，没办法解决，或是把有病的地方去掉了，把人治残了、甚至治死了，这样的医学，就是穿上最迷人的“科学”外套，靠这炫耀惑人，又有什么用?就这一点看，只要还未成为药业集团操控的工具，还真不是人们所说的“穿白大褂的黑心人”，我想都不会否定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美尼尔氏、白塞氏、帕金森氏等综合征；乙肝、乙脑、非典等病毒性疾病；原发性高血压、慢性肾小球肾炎、红斑狼疮、再障性贫血、类风湿、糖尿病、艾滋病、白血病、癌症（这样的病名还可不断开下去）等一些临床中少见的和常见的疾病、甚至是连伤风感冒这样的小毛病，西医都感到无法可治。
明知无法可治，但是也在治，请看怎么治？“三素一汤”，已成常规。退热药、降压药、降糖药、止痛药、止吐药等药的使用，是否抑制了机体的抗病能力、是否破坏了机体的自调自控、是不是掩盖了症状、有无成瘾性，药物有无副作用？是否会导致菌群失调？不知道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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